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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引用自此
誰說台灣的電影界沒有發展的前途？看看世界的電影展，常有李安、侯孝賢、蔡明亮的電影入圍，甚至得獎。我不懂電影，但常會看電影，看得是那些娛樂性強的電影，淺顯易懂的電影，也就是叫座的電影，通常也是不會得獎但票房超高的電影。那些我無法融入情境的藝術電影，除非對背景歷史稍有瞭解，才會用力去欣賞當中的奧妙，這類電影通常是票房毒藥，但卻是電影獎項中的常客。
美國出版界最重視的普立茲（Pulitzer Price）也有相同的情形。 2003 、 2004 年連續兩年得獎的非虛構類（General non-Fiction）作品都帶有相當沈重的歷史回顧性質，情節中的背景都是幾百萬人灑下的熱血堆積出來的。 2003 年是由長期現地採訪種族滅絕事件的現任哈佛大學教授 Samantha Power 所著的「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 2004 年是由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Anne Applebaum 所著的「Gulag: A History」。
Samantha Power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集體屠殺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開始寫，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被納粹屠殺、柬埔寨波布政權屠殺人民、盧安達圖西族（tutsi）被胡圖族（Hutu）屠殺，最後寫到他曾深入當地進行實地採訪的案例，波士尼亞與科索沃的回教徒被塞爾維亞人屠殺滅絕。「Gulag: A History」這本書我沒有看過，但知道書中是在揭發蘇聯共產時代之下的集中營慘劇。如同中國文革大屠殺事件一般，這些行意識型態之名，進行的非人道行為曾在世界上各個角落一再發生，各國之間卻為了國家利益考量，在當時並未干涉，讓類似的慘劇一再發生。
Samantha Power 於 2004 年 1 月 28 日斯德哥爾摩國際論壇中提出「媒體對群體滅絕的報導是必須的，但是遠遠不夠的」。這就是類似的素材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人們因同為人類的同情感，閱讀到類似的慘劇時，很容易被激起心中澎湃的吶喊，喊著希望納粹、波布、米洛塞維其（Slobodan Milosevic ，註：下達對前南斯拉夫境內回教徒種族滅絕命令的總統）接受國際的制裁，希望世界各大國、聯合國進行強制干預，迫使元兇停止慘劇的繼續發生。但如同電影定律一般，這樣激憤人血的情緒影響不了國際上的各大掌櫃進行干預，也挽救不了上百上千萬死於這種悲慘下的亡魂。這樣的故事只能得獎，卻換不回正義。
在 A Problem From Hell 這本書中 Power 提到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駐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大使 Henry Morgenthau 是美國官方唯一亟聲呼籲國際共同譴責抵制這類的暴行。當時土耳其人認為亞美尼亞人是叛徒，經常為敵人通風報信，想瓦解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亞美尼亞人集體被驅逐流放到敘利亞與巴勒斯坦，在惡劣的天氣環境下被剝奪最基本的維生物品，估計造成 150 萬亞美尼亞人死亡。當中最諷刺的是當時的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總統為了謹守美國的不干預的外交政策，竟坐視這種慘劇，等到加入戰局之後，這些亞美尼亞人的性命已經不干地歸天了。 Woodrow Wilson 是誰？他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理想主義的教父。理想主義是什麼？理想主義就是希望創造出一個世界政府，讓整個世界受制於至高無上的政府，這能夠約束各國的行為，也能讓國際間有一個機制處理國際上的紛爭。
Woodrow Wilson 當時是可以也能有效干預的，他知道慘劇發生，但他冷眼漠視，那麼理想主義希望創造出的美好世界遠景，就顯的虛偽了。私利被危害了，儘管理想目的如何高尚，都是可以犧牲的。這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何他怯於國內的壓力，而竟退出自己一手策劃的國際聯盟。
1994 年的柯林頓也是如此。加拿大籍的 Roméo Dallaire 在 1994 年擔任聯合國在盧安達援助任務的領導人，當胡圖族（Hutu）拿起刀槍屠殺圖西族（tutsi）時， Dallaire 向紐約聯合國總部發出情勢緊急，希望聯合國調動兵力進入盧安達干預，停止後來造成 80 萬人被滅絕的慘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並未增派兵力進入干預，而裝備精簡，幾乎沒有戰力的藍盔部隊，僅能眼睜睜看著慘劇發生。 Samantha Power 在 2001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的分析文章認為當時柯林頓總統因為前一年在索馬利亞的失敗任務（電影「黑鷹計畫」情節），導致他不敢進入盧安達進行援助。這又是一個深怕任務失敗傷害公眾形象下的考量，葬送 80 條萬人命的慘劇。 Roméo Dallaire 出了一本書「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當中記述的就是 1994 年的盧安達大屠殺，這本書被拍成了紀錄片，片中的萬人塚除了嚇人的白骨被整齊地排列外，留下的卻是令人感慨的遺憾，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七月九日，國際先鋒報記者採訪了 1995 年受迫害的波士尼亞 Srebrenica 回教徒，十年前的同一天，他們正慘遭塞爾維亞人的刀光劍影。十年後，他們勇敢地返回家鄉，再度與塞爾維亞人成為鄰居。其中 Camila Omanovic 在屠殺期間想要上吊自殺時獲救，讓他的身心受創，她的先生就是 Srebrenica 七千名亡魂中之一。他描述了現在 Srebrenica 地區的狀況，說道：「塞爾維亞人把我當作出了一趟遠門的鄰居，相處起來好像 1995 年的 Srebrenica 什麼都沒發生過」。
黎巴嫩的英文媒體 Dar Al Hayat 六月卅日 刊登一篇由 Turki Ali Alrabi'u 所寫的評論，當時土耳其總理 Recep Tayyib Erdogan 正訪問黎巴嫩，亞美尼亞問題一直為土耳其政府所否認，然而越來越多的文獻都有詳細的記載，這是土耳其政府應該還給亞美尼亞人的公道。一本曾經在 Amazon.com 盤據社會科學類暢銷書榜首的作品「The Burning Tigris: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America's Response」，能夠還原 1915 年亞美尼亞人的慘劇。
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提到這些衝突都是發生在斷層線（Fault Line）上，斷層線區隔開的兩側存在不同的文明。例如年南斯拉夫地區的斷層線甚至分隔三種文明，而在斷層線所發生的衝突將是某種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的規則。這樣的論調似乎是在說這些慘劇的注定性，無可避免的命運讓它變成習以為常的過程，甚至會用「文明的衝突」這樣比較學術性的字眼，來淡化衝突中的嚴重與激烈。
Samantha Power 在書中提到發明「 Genocide 」字眼的人 Raphael Lemkin 。 Lemkin 是一個為亞美尼亞人打官司的猶太人，他認為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執行流放亞美尼亞人的政策，造成 150 萬亞美尼亞人死亡的內政部長不用受法律的制裁，一個為了正義公道刺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內政部長的亞美尼亞人卻被判處死刑是不公道的， Lemkin 日後在國際法的領域中，為種族滅絕的慘劇帶來法治上的正義。他認為當時或許是因為沒有文字來形容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執行集體屠殺的行為，才讓這樣的事件得不到國際上的聲援。「Genocide」這個沈重的字眼因而出現，讓人民一看到它，就瞭解地球某個角落正上演一樁非同小可的慘劇。
目前世界中正上演的慘劇在蘇丹西部的達佛地區（Darfur），同樣地受到世界冷落。 Nicholas Kristof 這位關注第三世界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在 2005 年 5 月 31 日的專欄文章說布希總統從達佛慘劇開始後已經沈默了 141 天。終於，在前些日子與非洲領袖談到非洲問題時，布希用言語將達佛問題帶過。然而最有能力與實力介入的美國政府卻在行動上保持沈默，將精力消耗在伊拉克問題之中。僅讓沒有戰力的非政府組織或有限的聯合國部隊，如同 1994 年加拿大將軍 Roméo Dallaire 在盧安達一般，坐視慘劇發生。
「Genocide」能夠引起世人廣大的同情，在同理心上抱以理想中的司法正義。掌有權勢者應該義無反顧進行干預，迫使犯案的兇手停止，並將他送上法庭上，受國際法治機制審判，目前國際法庭正在處理盧安達、波士尼亞、科索沃、獅子山共和國這些國家曾發生過的慘案，國際法庭檢察官也正著手蒐集達佛地區慘案的相關證據與資料，將犯案者繩治以法。但是這樣事後的補救是不足的，唯有讓種族滅絕的案子成為世人所關心的議題，以世界輿論迫使當權者及早進行干預，才能避免世界出現更多的萬人塚。
誰說台灣的電影界沒有發展的前途？看看世界的電影展，常有李安、侯孝賢、蔡明亮的電影入圍，甚至得獎。我不懂電影，但常會看電影，看得是那些娛樂性強的電影，淺顯易懂的電影，也就是叫座的電影，通常也是不會得獎但票房超高的電影。那些我無法融入情境的藝術電影，除非對背景歷史稍有瞭解，才會用力去欣賞當中的奧妙，這類電影通常是票房毒藥，但卻是電影獎項中的常客。
美國出版界最重視的普立茲（Pulitzer Price）也有相同的情形。 2003 、 2004 年連續兩年得獎的非虛構類（General non-Fiction）作品都帶有相當沈重的歷史回顧性質，情節中的背景都是幾百萬人灑下的熱血堆積出來的。 2003 年是由長期現地採訪種族滅絕事件的現任哈佛大學教授 Samantha Power 所著的「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 2004 年是由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 Anne Applebaum 所著的「Gulag: A History」。
Samantha Power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集體屠殺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開始寫，經過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被納粹屠殺、柬埔寨波布政權屠殺人民、盧安達圖西族（tutsi）被胡圖族（Hutu）屠殺，最後寫到他曾深入當地進行實地採訪的案例，波士尼亞與科索沃的回教徒被塞爾維亞人屠殺滅絕。「Gulag: A History」這本書我沒有看過，但知道書中是在揭發蘇聯共產時代之下的集中營慘劇。如同中國文革大屠殺事件一般，這些行意識型態之名，進行的非人道行為曾在世界上各個角落一再發生，各國之間卻為了國家利益考量，在當時並未干涉，讓類似的慘劇一再發生。
Samantha Power 於 2004 年 1 月 28 日斯德哥爾摩國際論壇中提出「媒體對群體滅絕的報導是必須的，但是遠遠不夠的」。這就是類似的素材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人們因同為人類的同情感，閱讀到類似的慘劇時，很容易被激起心中澎湃的吶喊，喊著希望納粹、波布、米洛塞維其（Slobodan Milosevic ，註：下達對前南斯拉夫境內回教徒種族滅絕命令的總統）接受國際的制裁，希望世界各大國、聯合國進行強制干預，迫使元兇停止慘劇的繼續發生。但如同電影定律一般，這樣激憤人血的情緒影響不了國際上的各大掌櫃進行干預，也挽救不了上百上千萬死於這種悲慘下的亡魂。這樣的故事只能得獎，卻換不回正義。
在 A Problem From Hell 這本書中 Power 提到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駐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大使 Henry Morgenthau 是美國官方唯一亟聲呼籲國際共同譴責抵制這類的暴行。當時土耳其人認為亞美尼亞人是叛徒，經常為敵人通風報信，想瓦解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亞美尼亞人集體被驅逐流放到敘利亞與巴勒斯坦，在惡劣的天氣環境下被剝奪最基本的維生物品，估計造成 150 萬亞美尼亞人死亡。當中最諷刺的是當時的美國總統 Woodrow Wilson 總統為了謹守美國的不干預的外交政策，竟坐視這種慘劇，等到加入戰局之後，這些亞美尼亞人的性命已經不干地歸天了。 Woodrow Wilson 是誰？他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理想主義的教父。理想主義是什麼？理想主義就是希望創造出一個世界政府，讓整個世界受制於至高無上的政府，這能夠約束各國的行為，也能讓國際間有一個機制處理國際上的紛爭。
Woodrow Wilson 當時是可以也能有效干預的，他知道慘劇發生，但他冷眼漠視，那麼理想主義希望創造出的美好世界遠景，就顯的虛偽了。私利被危害了，儘管理想目的如何高尚，都是可以犧牲的。這或許也可以說明為何他怯於國內的壓力，而竟退出自己一手策劃的國際聯盟。
1994 年的柯林頓也是如此。加拿大籍的 Roméo Dallaire 在 1994 年擔任聯合國在盧安達援助任務的領導人，當胡圖族（Hutu）拿起刀槍屠殺圖西族（tutsi）時， Dallaire 向紐約聯合國總部發出情勢緊急，希望聯合國調動兵力進入盧安達干預，停止後來造成 80 萬人被滅絕的慘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並未增派兵力進入干預，而裝備精簡，幾乎沒有戰力的藍盔部隊，僅能眼睜睜看著慘劇發生。 Samantha Power 在 2001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的分析文章認為當時柯林頓總統因為前一年在索馬利亞的失敗任務（電影「黑鷹計畫」情節），導致他不敢進入盧安達進行援助。這又是一個深怕任務失敗傷害公眾形象下的考量，葬送 80 條萬人命的慘劇。 Roméo Dallaire 出了一本書「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當中記述的就是 1994 年的盧安達大屠殺，這本書被拍成了紀錄片，片中的萬人塚除了嚇人的白骨被整齊地排列外，留下的卻是令人感慨的遺憾，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七月九日，國際先鋒報記者採訪了 1995 年受迫害的波士尼亞 Srebrenica 回教徒，十年前的同一天，他們正慘遭塞爾維亞人的刀光劍影。十年後，他們勇敢地返回家鄉，再度與塞爾維亞人成為鄰居。其中 Camila Omanovic 在屠殺期間想要上吊自殺時獲救，讓他的身心受創，她的先生就是 Srebrenica 七千名亡魂中之一。他描述了現在 Srebrenica 地區的狀況，說道：「塞爾維亞人把我當作出了一趟遠門的鄰居，相處起來好像 1995 年的 Srebrenica 什麼都沒發生過」。
黎巴嫩的英文媒體 Dar Al Hayat 六月卅日 刊登一篇由 Turki Ali Alrabi'u 所寫的評論，當時土耳其總理 Recep Tayyib Erdogan 正訪問黎巴嫩，亞美尼亞問題一直為土耳其政府所否認，然而越來越多的文獻都有詳細的記載，這是土耳其政府應該還給亞美尼亞人的公道。一本曾經在 Amazon.com 盤據社會科學類暢銷書榜首的作品「The Burning Tigris: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d America's Response」，能夠還原 1915 年亞美尼亞人的慘劇。
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提到這些衝突都是發生在斷層線（Fault Line）上，斷層線區隔開的兩側存在不同的文明。例如年南斯拉夫地區的斷層線甚至分隔三種文明，而在斷層線所發生的衝突將是某種二十一世紀國際關係的規則。這樣的論調似乎是在說這些慘劇的注定性，無可避免的命運讓它變成習以為常的過程，甚至會用「文明的衝突」這樣比較學術性的字眼，來淡化衝突中的嚴重與激烈。
Samantha Power 在書中提到發明「 Genocide 」字眼的人 Raphael Lemkin 。 Lemkin 是一個為亞美尼亞人打官司的猶太人，他認為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執行流放亞美尼亞人的政策，造成 150 萬亞美尼亞人死亡的內政部長不用受法律的制裁，一個為了正義公道刺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內政部長的亞美尼亞人卻被判處死刑是不公道的， Lemkin 日後在國際法的領域中，為種族滅絕的慘劇帶來法治上的正義。他認為當時或許是因為沒有文字來形容為了某種政治目的而執行集體屠殺的行為，才讓這樣的事件得不到國際上的聲援。「Genocide」這個沈重的字眼因而出現，讓人民一看到它，就瞭解地球某個角落正上演一樁非同小可的慘劇。
目前世界中正上演的慘劇在蘇丹西部的達佛地區（Darfur），同樣地受到世界冷落。 Nicholas Kristof 這位關注第三世界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在 2005 年 5 月 31 日的專欄文章說布希總統從達佛慘劇開始後已經沈默了 141 天。終於，在前些日子與非洲領袖談到非洲問題時，布希用言語將達佛問題帶過。然而最有能力與實力介入的美國政府卻在行動上保持沈默，將精力消耗在伊拉克問題之中。僅讓沒有戰力的非政府組織或有限的聯合國部隊，如同 1994 年加拿大將軍 Roméo Dallaire 在盧安達一般，坐視慘劇發生。
「Genocide」能夠引起世人廣大的同情，在同理心上抱以理想中的司法正義。掌有權勢者應該義無反顧進行干預，迫使犯案的兇手停止，並將他送上法庭上，受國際法治機制審判，目前國際法庭正在處理盧安達、波士尼亞、科索沃、獅子山共和國這些國家曾發生過的慘案，國際法庭檢察官也正著手蒐集達佛地區慘案的相關證據與資料，將犯案者繩治以法。但是這樣事後的補救是不足的，唯有讓種族滅絕的案子成為世人所關心的議題，以世界輿論迫使當權者及早進行干預，才能避免世界出現更多的萬人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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